低頭看手機的年代，頭上招牌有何意義？

（文章首發於《端傳媒》）

西環森美餐廳門前的巨型安格斯牛霓虹招牌，於2015年8月5日遭拆卸，運走作M+博物館藏品。（作者攝）

深水埗桂林街信興酒樓一橫一豎的巨型霓虹招牌上月初遭拆去，在香港的文藝界引起了一陣騷動。上次出現類似的躁動與不安，是去年八月初，西環森美餐廳門前巨型安格斯牛霓虹招牌，被屋宇署勒令拆卸。不過拆除牛型招牌的消息給傳媒事先張揚，招牌又獲西九龍文化區的 M+ 視覺文化博物館看中，成為藏品，有如心理補償；信興酒樓的招牌則戛然消失，命運迥異，卻很可能是深水埗以至全港眾多特別而不突出的招牌的共同結局。

然而，為招牌消逝而惋惜的又有幾人？若招牌有潛在危機，何不盡早解決？這正是政府的想法。2010年12月，政府全面實施「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整頓全港約19萬個招牌；2014年1月，屋宇署成立招牌監管小組，集中處理違例招牌，其後更於多個區域展開大規模行動，向違例招牌發出清拆令。故此，今天的局面實不難料。但是在眾人都低頭看手機的年代，頭上的招牌又有何意義？且讓我們由招牌的建築價值說起。

招牌的建築價值

也許大部分港人皆不察覺香港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建築特質，只覺城市很擠迫，但很方便。有些本地建築師會以近乎本能的「地盡其用」技能和高效率作品自詡。有瑞士建築師欣賞香港建築的務實主義（Pragmatism）和獨特的建築類型，甚至為此著書立說。[一]   曾經對香港的城市規劃與建築很感興趣的日本人，則另有看法。

不少人也知道，九龍寨城於1993年清拆之前，有一群日本建築學者來港，詳細地記錄了寨城的空間和生活環境，成為後世考究這座人類史上居住密度最高的建築物的經典。其實1990年12月，東京大學的大野秀敏教授與大野研究室，一行十人也曾訪港，精要地分析了當時的香港城市結構與建築。他們欣賞的並不是過於刻意的現代規劃和建築，而是在現代建築上，由民間隨年月添加的豐富元素，如街上穿插的招牌、露台非法加建的金屬籠、隨意加裝的各種裝置和擺設，不經意地造就了香港精彩的城市面貌。他們在香港找到城市高度規範化的日本所沒有的民間活力。[二]

香港的建築物表面，不只是單純的外殼，而是一層滿有溝通功能的表層，猶如城市畫廊，而招牌就是重要的構成部分。街上的市集，則有如這城市畫廊的日常生活表演場所，繁雜而有趣。可惜兩者在現代城市的市容標準、安全與衛生準則下，都「如鯁在喉，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後快」。有研究員認為走在城中，若不是頭上的中文招牌，以及建築物表層豐富的民間添置，香港其實和一般的亞洲城市分別不大，不過密度更高、空間更緊湊。

正是那些正式建築以外的民間添置，令香港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保持着些許地區特色。那是在嚴苛的建築條例和緊絀的空間資源底下，市民的實際回應；是在缺乏人性的功能建築內，市民加上自己個性和賦予歸屬感的方法。那些包括招牌的民間添置，使人在枯燥的現代城市中，拾回對城市的幻想。這亦是多齣描述未來城市的電影，來香港取景的原因。

制度以外的歷史輪廓

誠然，在現行法例之下，以上所述的招牌和金屬籠等皆屬僭建。招牌是小型工程，而未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改建或加建建築物均屬違法。在安全和道路暢通等近乎無可非議的原因面前，舊招牌的城市景觀、社區與文化價值，似乎顯得乏力，尤其在發生意外事故之後。究竟以上價值與城市安全、社會發展可能有抵觸時，該如何取捨？

保育招牌的困難，在於招牌屬私人擁有，涉及大量業權，但是香港沒有就全港的招牌做歷史文化價值的普查和制訂保育指引，以至擁有人在遇上招牌安全、維修和物業發展等問題時，沒有依據決定招牌去留。2013年9月，政府實施「違例招牌檢核計劃」，讓招牌擁有人申請檢核和保留違例招牌，不過擁有人須每五年內重新提交檢核文件，不然就要把招牌拆除，而且通過檢核的違例招牌，仍屬違例建築工程。於是招牌擁有人要定期花費檢核和保養招牌，招牌的保育取決於擁有人的意願。

舊招牌是否歷史建築？社會對此應甚有分歧。單一招牌的文物價值可能不高，但是如果把多個招牌綜合來看，就成為有多重價值的整體，是社會發展重要的「座標」。每個年代的建設，多少帶幾分那年代的時代氣息與美感，也是歷史的憑證。此所以保留不同年代的建設，對整個社會的宏觀論述非常重要。可惜香港的保育政策[三]   缺乏如此宏觀的概念，一幢又一幢被評為「文物價值不高」的建築物不斷遭拆卸，結果城市的歷史輪廓更加模糊。這亦是保育招牌的困局。

上環永樂街的參茸海味店招牌，作者攝於2010年。

招牌的多重意義

招牌中西方古已有之。中華文明有源遠流長的招幌傳統，可追溯至春秋時期的酒旗──招幌即招牌與幌子的合稱，招牌記有店名以資識別，幌子說明業務內容、招徠客人。[四]   西方社會在汽車普及前，大型戶外廣告多塗在大廈的牆身上，及至1882年愛迪生把電力引入紐約，世界各地的城市才把照明技術應用到廣告的範疇，後來發展出現代廣告板的雛形。[五]   所以在實際的層面，招牌在古代和近代的意義，都在表明商號、宣傳業務與招徠客人。

但是到了20世紀，招牌有了另一重意義。傳統的中西方建築物，都有敘事的功能。例如中式廟宇內的檐板和駝峰裝飾有以戲曲場面為題的木刻、西方教堂內繪有《聖經》故事的壁畫。這些潤飾，不單有裝飾之美，還有傳意和教化的作用。20世紀初，着重功能、崇尚簡約、去裝飾的現代主義建築漸行，新落成的建築失去傳統建築的敘事功能。另一方面，商業機構除了在報紙、雜誌等媒體賣廣告，還在建築物外牆和城市空間宣傳。建築物的表層與四周環境，以招牌為廣告載體，跟路上的駕駛者和行人溝通。傳統建築物的敘事功能，由潤飾轉移到現代建築的招牌之上。[六]

香港市區的建築稠密，單位普遍細小、外牆面積不多，加上易手快，於是建築的空間和外觀，便未必與用途有關：不同的用途擠進同質的空間，例如商住大廈中有教會、健身房和餐廳等多種用途。招牌於當代香港的意義，除以上所述，還有成為建築空間與用途的符號（symbol），有能指（signifier）的作用，使人聯想到招牌所指地方的性格和格調，有時甚至成為社區地標，象徵某地區的特質與風貌，例如文首提及的西環巨型安格斯牛霓虹招牌。

虛擬世界之下的城市景觀

以前為了吸引車上的乘客和路人的注意，招牌要奪目耀眼，在鬧市中爭妍，造就了招牌景觀。現在不少行人的目光留在智能手機的方寸之間，會舉頭觀賞路邊風景的人，已漸成異數。招牌的指路明燈作用，遭互聯網的搜尋功能和地圖取代，一些新店更沒有伸出道路的招牌，只有舖面設計。於是招牌在當代的香港，表明商號、宣傳業務、招徠客人、敘事和符號的意義，只餘下首尾兩項，中間三項已轉到網上。

最近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遊戲「Pokémon Go」風靡世界各地，遊戲利用全球定位系統和擴增實境技術，把現實的地理位置與虛擬遊戲世界重疊，玩家從手機看到遊戲中的精靈猶如置身現實之中，可以「捕捉」，並能與其他玩家「戰鬥」。

擴增實境技術可讓用戶看到現實與虛擬世界交疊的「超現實」，城市景觀或許不必再靠大興土木建立，可在虛擬世界補足完成，而且更多變精彩。若果將來擴增實境的應用普及，大眾從智能手機、眼鏡或其他裝置，看到建築物的資訊，又何需招牌？那時的建築表達與城市景觀建構，應別有風景。

沙田娛樂城外牆的招牌，作者攝於2015年。

不過，將來由誰來提供這些資訊，又是另一重大議題。建築物的資訊和面貌，除了由業主和用戶提供，還可能給擴增實境的供應商篩選，甚至控制。另一方面，若果誰都有權建構虛擬世界，當虛擬世界影響到現實時，我們又怎樣處理？有事故發生時應向誰追究？大廈外牆有公契界定業權人之間的權利，遇到外牆或牆上懸掛的招牌需要維修或拆卸時，費用由誰支付等紛爭尚且難解決，何況無邊際的虛擬世界？昔日一些發展商或業主會保留大廈的外牆業權，以便日後作宣傳之用。未來大廈的業權，是否應包括大廈某範圍內，關於大廈的虛擬世界資訊？這涉及財產、公共空間、公民權利與自由等範疇之間的權衡與取捨。

擴增實境的資訊以定位系統連結到現實的地理空間，再向用家展示，固然較易界定範圍。但是若果擴增實境沒有配合定位系統，只以視覺影像偵測技術分辨城市景觀和建築物，再顯示某機構或個人提供的相關資料，又應以什麼準則衡量利弊與解決衝突？那時候，招牌或許有如藝術品，成為多變紛亂社會的恆久樸實抵抗。

這城市以安全之名，行管理之便，未有顧全招牌的建築與城市景觀價值和意義，就決定整頓，足見其文化底蘊。時代精神不一定藏於偉大的建築，有時反而在平民生活之間更能體現，也更充分反映時代的真實面貌。也許我們現在應好好記錄即將逝去的招牌與城市景觀，以待將來在擴增實境技術下「重現」。我們正站在建構虛擬世界與現實分界線的轉捩點。

何尚衡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都市美學的議題會於facebook專頁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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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manuel Christ, Christoph Gantenbein, Hong Kong Typology: An Architectural Research on Hong Kong Building Types, Zurich, Gta Verlag, 2010.

[二] 伊藤公文：《特集：香港超級都市》。東京：鹿島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三] 現時古物諮詢委員會按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組合價值、社會價值和地區價值、保持原貌程度、罕有程度六項準則，為歷史建築評級（一級、二級或三級）。只有文物價值最高的一級歷史建築才會獲列為古蹟，而只有法定古蹟受《古物及古蹟條例》保護。

[四] 高燦榮：《中國坐商古招幌》。台北市：南天書局有限公司，初版，二○○九年四月。

[五] Richard Poulin, Graphic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A 20th Century History: A Guide to Type, Image, Symbol, and Visual Storytelling in the Modern World, Beverly, Massachusetts, Rockport Publishers, 2012.

[六] Robert Venturi, Denise Scott Brown, Architecture as Signs and Systems: For a Mannerist Tim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最著名的例子，是拉斯維加斯賭城大道（Las Vegas Strip）兩旁的招牌與建築物，由美國著名建築師 Robert Venturi、Denise Scott Brown 與 Steven Izenour 在合著的建築學經典《向拉斯維加斯學習》（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一九七二年）提出。在高速公路上，首入眼簾的是招牌與建築物的外觀，所以建築的溝通功能比空間重要。而招牌以文字和圖像傳意，又與符號（symbol）有關。著作的主張成為後現代主義建築重要的構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