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邵氏片場的建築遺補

香港電影昔日有「東方荷里活」之譽，位於西貢清水灣的舊邵氏片場更是其標誌建築。片場於1961年正式開幕，七十至九十年代擴展，曾是全球最大私人影城，設商業區、製作區和居住區三部分，共有逾二十幢建築物。[一]影城雖不對外開放，並已於2003年關閉，但至今仍有外地影迷慕名而來，足見其象徵價值。

縱使片場群體於2015年9月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物，其中行政大樓及另外11幢與6幢建築，於2016年3月分別獲評為一、二、三級[二]，可是除法定古蹟與暫定古蹟外，歷史建築物皆有遭拆卸之虞。加上片場屬私人擁有，重建發展在香港又是常態，而且業主已於今年7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在土地發展綜合住宅、商業和住宿機構，所以很可能只有行政大樓（前稱邵氏大廈）獲完整保留。[三]

影城建築若得以全面保存，政府與業主再商議如何保育及轉化用途，固然是好。但是若果建築物無法悉數保留，業主在改劃發展的同時，多保育數幢歷史建築，也並非難事，因影城佔地甚廣[四]。保育得宜，未必有損經濟利益，或許可令將來落成的建築群更有社會和文化價值、形象更鮮明。唯社會對舊邵氏片場的建築物所知不多，未能就保育作深入討論。因此，筆者希望以下就影城部分建築的考究，能使建築物的去與留，有更具體的討論基礎。

承接歐美現代建築思潮的本地建築

除了上世紀香港名建築師甘洺（Eric Cumine）的作品，片場內還有其他呈現時代風貌的現代建築，例如潘祖堯（Ronald C. Y. Poon）建築師設計的守衛室（Guard House）與邵氏別墅（Shaw Villa）。潘先生於1942年日佔時期出生，68年從英國建築聯盟學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畢業後，回港加入潘衍壽土木工程師事務所，成為當時該公司唯一的建築師。[五]他把就學時敬佩的建築大師Le Corbusier和Louis Kahn的設計風格，融會到自己早期的創作中，成為本地承接現代建築思潮的例子。[六]

體現粗獷主義建築的守衛室

守衛室（或稱「警衛屋」）位於片場北部的居住區、員工宿舍的主要入口旁，1968年竣工，是整個宿舍項目的焦點，亦是潘先生首件落成的設計作品。[七]建築物採用脫模混凝土外牆（off form concrete finish），以及外露預製混凝土旋轉梯（precast exposed spiral staircase），以呼應粗獷主義建築（brutalist architecture）中不加修飾、表現功能美的部分主張；外牆的圖案則受Le Corbusier啟發。[八]

兩層高的建築物雖名為守衛室，但在設計之初，地面層已預算為小賣店，樓上則用作理髮店。[九]守衛室於2016年3月獲古蹟辦評為三級歷史建築物。[十]

舊邵氏片場守衛室 (Guard House of Former Shaw Brothers Studio)

舊邵氏片場守衛室 (Guard House of Former Shaw Brothers Studio)

影視大亨的多功能大宅

邵氏別墅（或稱「邵氏大屋」）於1971年竣工，是片場東部唯一的住宅，俯視東面的阿公灣和牛尾海，猶如聳立在山邊的雄壯堡壘，於2016年3月獲古蹟辦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物[十一]。邵逸夫爵士當時在港雖有數間大宅，卻非生活奢華之人，起居重實際，但電影行業的交際卻不時要招待貴賓，於是便在影城建造了邵氏別墅。[十二]別墅內的空間功能，可見邵爵士務實的性格，例如泳池可用作水底拍攝、坡道下的地庫一樓設電影院、地庫二樓是影視貯物室。[十三]

潘衍壽土木工程師事務所獲委任興建雄偉而又能彰顯邵氏兄弟公司尊貴宏大氣派的別墅，負責項目的潘祖堯建築師為摸索具體的細節，更伴隨邵爵士過日常生活，以了解其居住與娛樂需要。[十四]大屋集起居與娛樂於一體，面積8,366平方呎，附設2,848平方呎的戲院、2,728平方呎的影視貯物室，以及12,000平方呎的停車場、游泳池和花園，當時造價約1,560,000港元（連空氣調節，但不計專業費用）。[十五]

別墅以重功能、簡約的現代主義建築風格建造，除呼應環球的建築潮流，亦配合業主的實際需要。大宅的佈局構思為「服務者及被服務者」（’the servant and the served’）——洗手間、廚房、屋宇設備房等「服務者」合成一組置於中部，牆身兼負結構之功能，使客廳和睡房等「被服務者」能享屋外美景。[十六]因別墅架於山坡上，有不着地之感，於是建築師便在一樓的主人睡房與飯廳外建造草地平台。[十七]

舊邵氏片場邵氏別墅 (Shaw Villa of Former Shaw Brothers Studio)

舊邵氏片場邵氏別墅 (Shaw Villa of Former Shaw Brothers Studio)

舊邵氏片場邵氏別墅 (Shaw Villa of Former Shaw Brothers Studio)

運用預製組件展現功能美的工業建築

影城中部曾有兩座影視貯物及維修大樓（下簡稱大、小倉庫），由潘衍壽土木工程師事務所擔任建築師、Frank Ng為建築顧問，於1968年落成（與古物諮詢委員會的評估資料——1975年落成、建築師為Andrew Jean[十八]有異），尺寸較小的一座已消失，較大的一座就是後來的製片部。[十九]

潘衍壽先生是香港第一位在工廠及辦公樓設計採用預製組件、預應力混凝土結構的工程師。[二十]而本港首座運用預應力混凝土興建的多層無柱建築物，是位於灣仔司徒拔道1號的友邦大廈，於1969年落成，年份與大、小倉庫相約。[二十一]由此可粗略推斷，現存的製片部可能是本地首批運用預製組件建造的工業建築。

大、小倉庫樓面面積合共37,511平方呎，大倉庫面積約為小倉庫的兩倍，兩者設計概念相同，因受地契條件限制，同樣只有三層高，每層高11呎。[二十二]造價廉宜和運作效率是這兩座倉庫的建造準則，當時運用預製組件作外牆覆面與通風管，比興建傳統的磚牆以及雙面批灰便宜；[二十三]而通風管又有利自然通風，令物品不受真菌所損，並可省卻機械通風的費用。[二十四]

倉庫不必有日照，兩座建築物本無玻璃窗，但業主於設計後期要求在地面加設辦公室，於是只有地面層安裝直排窗。[二十五]兩座倉庫於1967年11月動工，1968年3月竣工，耗資約850,000港圓，使用約600件近3呎乘9呎的混凝土預製組件、約1000條通風管——預製組件每日在地盤以十台鋼模生產，一天能製造10條通風管。[二十六]大、小倉庫以實用為本展現功能美，現存的大倉庫為製片部。製片部的地面層曾是導演、演員及其他工作人員出席電影製作會議的地方；內部曾於1970年代初裝修，部份空間改為演員訓練班的授課場地，設課室和舞蹈訓練室。[二十七]製片部於2016年3月獲古蹟辦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物。[二十八]

舊邵氏片場製片部 (Production Department of Former Shaw Brothers Studio)

舊邵氏片場製片部 (Production Department of Former Shaw Brothers Studio)

建議片場各區留至少一幢建築

舊邵氏片場雖為私人物業，卻是舊日香港電影鼎盛的憑證。若果無法保留整個影城，也希望就影城的商業區、製作區與居住區，各保留至少一幢建築物，令後世可藉遊歷香港的現代主義建築，認識因緣際會造就的「東方荷里活」歷史。

就以上考究，位於居住區的守衛室和邵氏別墅、製作區的製片部，以及最為公眾知曉的商業區行政大樓，皆能代表其所屬區域的用途。守衛室、邵氏別墅與行政大樓，更處於影城的邊陲位置，就算改動業主現時的改劃方案，影響也較小。故此，筆者期望政府有關部門與業主，能積極商討保育以上建築。當然，如有其他考究找到更值得保留的建築物，保育建議會更為完善。

建議保育建築物位置圖 (Location Map of Architecture Proposed to Be Conserved in Former Shaw Brothers Studio)

何尚衡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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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物諮詢委員會：《1,444幢歷史建築物的評估結果》，Serial No.: N221，古物諮詢委員會網頁：http://www.aab.gov.hk/b5/historicbuilding.php。

[二] 古物諮詢委員會：《1,444幢歷史建築物的評估結果》，古物諮詢委員會網頁：http://www.aab.gov.hk/b5/historicbuilding.php。

[三] 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申請，申請編號A/SK-CWBN/42，2017年8月28日（最後修訂日期），文件連結︰http://www.info.gov.hk/tpb/tc/plan_application/A_SK-CWBN_42.html。

[四] 從出處三的申請文件（申請編號A/SK-CWBN/42）可見，影城面積約78,561平方米（約845,624平方呎）（包括政府土地約4,647平方米）。

[五] 潘祖堯：〈回顧〉，《現實中的夢想：建築師潘祖堯的心路歷程：1968-1998》。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8頁。

[六] 同上，第8至9頁。

[七] 潘祖堯：〈邵氏製片廠警衛屋〉，《現實中的夢想：建築師潘祖堯的心路歷程：1968-1998》。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35頁。

[八] 同出處五，第9頁。

[九] 同出處七。。

[十] 同出處二。

[十一] 同上。

[十二] A. G. Barnett (ed.), ‘Mansion for Hong Kong’s Movie Mogul’, Far East Builder, Hong Kong, Far East Trade Press Limited, May 1971, p. 9.

[十三] Ibid., p. 10.

[十四] Ibid., p. 10.

[十五] Ibid., pp. 10, 13.

[十六] 同出處五，第9頁。

[十七] A. G. Barnett (ed.), op. cit., p. 13.

[十八] 同出處一。

[十九] A. G. Barnett (ed.), ‘Precast Units Ventilate Scenery Blocks’, Far East Builder, Hong Kong, Far East Trade Press Limited, February 1969, p. 28.

[二十] 同出處五，第9頁。

[二十一] A. G. Barnett (ed.), ‘First Prestressed Offices in Hong Kong’, Far East Builder, Hong Kong, Far East Trade Press Limited, February 1969, p. 17.

[二十二] A. G. Barnett (ed.), ‘Precast Units Ventilate Scenery Blocks’, Far East Builder, Hong Kong, Far East Trade Press Limited, February 1969, pp. 28-29.

[二十三] Ibid., p. 28.

[二十四] Ibid., p. 31.

[二十五] Ibid., p. 28.

[二十六] Ibid., pp. 29, 31.

[二十七] 同出處二，Serial No.: N231。

[二十八] 同出處二。

低頭看手機的年代，頭上招牌有何意義？

（文章首發於《端傳媒》）

西環森美餐廳門前的巨型安格斯牛霓虹招牌，於2015年8月5日遭拆卸，運走作M+博物館藏品。（作者攝）

深水埗桂林街信興酒樓一橫一豎的巨型霓虹招牌上月初遭拆去，在香港的文藝界引起了一陣騷動。上次出現類似的躁動與不安，是去年八月初，西環森美餐廳門前巨型安格斯牛霓虹招牌，被屋宇署勒令拆卸。不過拆除牛型招牌的消息給傳媒事先張揚，招牌又獲西九龍文化區的 M+ 視覺文化博物館看中，成為藏品，有如心理補償；信興酒樓的招牌則戛然消失，命運迥異，卻很可能是深水埗以至全港眾多特別而不突出的招牌的共同結局。

然而，為招牌消逝而惋惜的又有幾人？若招牌有潛在危機，何不盡早解決？這正是政府的想法。2010年12月，政府全面實施「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整頓全港約19萬個招牌；2014年1月，屋宇署成立招牌監管小組，集中處理違例招牌，其後更於多個區域展開大規模行動，向違例招牌發出清拆令。故此，今天的局面實不難料。但是在眾人都低頭看手機的年代，頭上的招牌又有何意義？且讓我們由招牌的建築價值說起。

招牌的建築價值

也許大部分港人皆不察覺香港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建築特質，只覺城市很擠迫，但很方便。有些本地建築師會以近乎本能的「地盡其用」技能和高效率作品自詡。有瑞士建築師欣賞香港建築的務實主義（Pragmatism）和獨特的建築類型，甚至為此著書立說。[一]   曾經對香港的城市規劃與建築很感興趣的日本人，則另有看法。

不少人也知道，九龍寨城於1993年清拆之前，有一群日本建築學者來港，詳細地記錄了寨城的空間和生活環境，成為後世考究這座人類史上居住密度最高的建築物的經典。其實1990年12月，東京大學的大野秀敏教授與大野研究室，一行十人也曾訪港，精要地分析了當時的香港城市結構與建築。他們欣賞的並不是過於刻意的現代規劃和建築，而是在現代建築上，由民間隨年月添加的豐富元素，如街上穿插的招牌、露台非法加建的金屬籠、隨意加裝的各種裝置和擺設，不經意地造就了香港精彩的城市面貌。他們在香港找到城市高度規範化的日本所沒有的民間活力。[二]

香港的建築物表面，不只是單純的外殼，而是一層滿有溝通功能的表層，猶如城市畫廊，而招牌就是重要的構成部分。街上的市集，則有如這城市畫廊的日常生活表演場所，繁雜而有趣。可惜兩者在現代城市的市容標準、安全與衛生準則下，都「如鯁在喉，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後快」。有研究員認為走在城中，若不是頭上的中文招牌，以及建築物表層豐富的民間添置，香港其實和一般的亞洲城市分別不大，不過密度更高、空間更緊湊。

正是那些正式建築以外的民間添置，令香港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保持着些許地區特色。那是在嚴苛的建築條例和緊絀的空間資源底下，市民的實際回應；是在缺乏人性的功能建築內，市民加上自己個性和賦予歸屬感的方法。那些包括招牌的民間添置，使人在枯燥的現代城市中，拾回對城市的幻想。這亦是多齣描述未來城市的電影，來香港取景的原因。

制度以外的歷史輪廓

誠然，在現行法例之下，以上所述的招牌和金屬籠等皆屬僭建。招牌是小型工程，而未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改建或加建建築物均屬違法。在安全和道路暢通等近乎無可非議的原因面前，舊招牌的城市景觀、社區與文化價值，似乎顯得乏力，尤其在發生意外事故之後。究竟以上價值與城市安全、社會發展可能有抵觸時，該如何取捨？

保育招牌的困難，在於招牌屬私人擁有，涉及大量業權，但是香港沒有就全港的招牌做歷史文化價值的普查和制訂保育指引，以至擁有人在遇上招牌安全、維修和物業發展等問題時，沒有依據決定招牌去留。2013年9月，政府實施「違例招牌檢核計劃」，讓招牌擁有人申請檢核和保留違例招牌，不過擁有人須每五年內重新提交檢核文件，不然就要把招牌拆除，而且通過檢核的違例招牌，仍屬違例建築工程。於是招牌擁有人要定期花費檢核和保養招牌，招牌的保育取決於擁有人的意願。

舊招牌是否歷史建築？社會對此應甚有分歧。單一招牌的文物價值可能不高，但是如果把多個招牌綜合來看，就成為有多重價值的整體，是社會發展重要的「座標」。每個年代的建設，多少帶幾分那年代的時代氣息與美感，也是歷史的憑證。此所以保留不同年代的建設，對整個社會的宏觀論述非常重要。可惜香港的保育政策[三]   缺乏如此宏觀的概念，一幢又一幢被評為「文物價值不高」的建築物不斷遭拆卸，結果城市的歷史輪廓更加模糊。這亦是保育招牌的困局。

上環永樂街的參茸海味店招牌，作者攝於2010年。

招牌的多重意義

招牌中西方古已有之。中華文明有源遠流長的招幌傳統，可追溯至春秋時期的酒旗──招幌即招牌與幌子的合稱，招牌記有店名以資識別，幌子說明業務內容、招徠客人。[四]   西方社會在汽車普及前，大型戶外廣告多塗在大廈的牆身上，及至1882年愛迪生把電力引入紐約，世界各地的城市才把照明技術應用到廣告的範疇，後來發展出現代廣告板的雛形。[五]   所以在實際的層面，招牌在古代和近代的意義，都在表明商號、宣傳業務與招徠客人。

但是到了20世紀，招牌有了另一重意義。傳統的中西方建築物，都有敘事的功能。例如中式廟宇內的檐板和駝峰裝飾有以戲曲場面為題的木刻、西方教堂內繪有《聖經》故事的壁畫。這些潤飾，不單有裝飾之美，還有傳意和教化的作用。20世紀初，着重功能、崇尚簡約、去裝飾的現代主義建築漸行，新落成的建築失去傳統建築的敘事功能。另一方面，商業機構除了在報紙、雜誌等媒體賣廣告，還在建築物外牆和城市空間宣傳。建築物的表層與四周環境，以招牌為廣告載體，跟路上的駕駛者和行人溝通。傳統建築物的敘事功能，由潤飾轉移到現代建築的招牌之上。[六]

香港市區的建築稠密，單位普遍細小、外牆面積不多，加上易手快，於是建築的空間和外觀，便未必與用途有關：不同的用途擠進同質的空間，例如商住大廈中有教會、健身房和餐廳等多種用途。招牌於當代香港的意義，除以上所述，還有成為建築空間與用途的符號（symbol），有能指（signifier）的作用，使人聯想到招牌所指地方的性格和格調，有時甚至成為社區地標，象徵某地區的特質與風貌，例如文首提及的西環巨型安格斯牛霓虹招牌。

虛擬世界之下的城市景觀

以前為了吸引車上的乘客和路人的注意，招牌要奪目耀眼，在鬧市中爭妍，造就了招牌景觀。現在不少行人的目光留在智能手機的方寸之間，會舉頭觀賞路邊風景的人，已漸成異數。招牌的指路明燈作用，遭互聯網的搜尋功能和地圖取代，一些新店更沒有伸出道路的招牌，只有舖面設計。於是招牌在當代的香港，表明商號、宣傳業務、招徠客人、敘事和符號的意義，只餘下首尾兩項，中間三項已轉到網上。

最近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遊戲「Pokémon Go」風靡世界各地，遊戲利用全球定位系統和擴增實境技術，把現實的地理位置與虛擬遊戲世界重疊，玩家從手機看到遊戲中的精靈猶如置身現實之中，可以「捕捉」，並能與其他玩家「戰鬥」。

擴增實境技術可讓用戶看到現實與虛擬世界交疊的「超現實」，城市景觀或許不必再靠大興土木建立，可在虛擬世界補足完成，而且更多變精彩。若果將來擴增實境的應用普及，大眾從智能手機、眼鏡或其他裝置，看到建築物的資訊，又何需招牌？那時的建築表達與城市景觀建構，應別有風景。

沙田娛樂城外牆的招牌，作者攝於2015年。

不過，將來由誰來提供這些資訊，又是另一重大議題。建築物的資訊和面貌，除了由業主和用戶提供，還可能給擴增實境的供應商篩選，甚至控制。另一方面，若果誰都有權建構虛擬世界，當虛擬世界影響到現實時，我們又怎樣處理？有事故發生時應向誰追究？大廈外牆有公契界定業權人之間的權利，遇到外牆或牆上懸掛的招牌需要維修或拆卸時，費用由誰支付等紛爭尚且難解決，何況無邊際的虛擬世界？昔日一些發展商或業主會保留大廈的外牆業權，以便日後作宣傳之用。未來大廈的業權，是否應包括大廈某範圍內，關於大廈的虛擬世界資訊？這涉及財產、公共空間、公民權利與自由等範疇之間的權衡與取捨。

擴增實境的資訊以定位系統連結到現實的地理空間，再向用家展示，固然較易界定範圍。但是若果擴增實境沒有配合定位系統，只以視覺影像偵測技術分辨城市景觀和建築物，再顯示某機構或個人提供的相關資料，又應以什麼準則衡量利弊與解決衝突？那時候，招牌或許有如藝術品，成為多變紛亂社會的恆久樸實抵抗。

這城市以安全之名，行管理之便，未有顧全招牌的建築與城市景觀價值和意義，就決定整頓，足見其文化底蘊。時代精神不一定藏於偉大的建築，有時反而在平民生活之間更能體現，也更充分反映時代的真實面貌。也許我們現在應好好記錄即將逝去的招牌與城市景觀，以待將來在擴增實境技術下「重現」。我們正站在建構虛擬世界與現實分界線的轉捩點。

何尚衡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都市美學的議題會於facebook專頁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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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manuel Christ, Christoph Gantenbein, Hong Kong Typology: An Architectural Research on Hong Kong Building Types, Zurich, Gta Verlag, 2010.

[二] 伊藤公文：《特集：香港超級都市》。東京：鹿島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三] 現時古物諮詢委員會按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組合價值、社會價值和地區價值、保持原貌程度、罕有程度六項準則，為歷史建築評級（一級、二級或三級）。只有文物價值最高的一級歷史建築才會獲列為古蹟，而只有法定古蹟受《古物及古蹟條例》保護。

[四] 高燦榮：《中國坐商古招幌》。台北市：南天書局有限公司，初版，二○○九年四月。

[五] Richard Poulin, Graphic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A 20th Century History: A Guide to Type, Image, Symbol, and Visual Storytelling in the Modern World, Beverly, Massachusetts, Rockport Publishers, 2012.

[六] Robert Venturi, Denise Scott Brown, Architecture as Signs and Systems: For a Mannerist Tim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最著名的例子，是拉斯維加斯賭城大道（Las Vegas Strip）兩旁的招牌與建築物，由美國著名建築師 Robert Venturi、Denise Scott Brown 與 Steven Izenour 在合著的建築學經典《向拉斯維加斯學習》（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一九七二年）提出。在高速公路上，首入眼簾的是招牌與建築物的外觀，所以建築的溝通功能比空間重要。而招牌以文字和圖像傳意，又與符號（symbol）有關。著作的主張成為後現代主義建築重要的構成部分。